作者簡介：朱水涌，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廈門大學國家級教師教學發展示范中心常務副主任、廈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專著13種，發表論文200多篇，主編著作33部，創作電視紀錄片與文藝作品多部。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等多個獎項，與陳嘉庚有關的創作有著作《陳嘉庚傳》《廈大往事》、六集電視文獻紀錄片《陳嘉庚》、大型詩文朗誦《嘉庚頌》、音樂舞蹈史詩《南強頌》等。

“以四萬萬之民族，絕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來日，及身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日。”這是陳嘉庚先生在1919年籌備廈門大學時的一段演講詞，句句鏗鏘有力，字字擲地有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信念與浩然之氣躍然紙上。在這不讓“四萬萬之民族”再居人下的艱苦卓絕的歷史進程中，陳嘉庚這位被毛澤東主席稱為“華僑旗幟 民族光輝”的華僑領袖，心系中華民族，懷揣報國之情，在每一個歷史關節點上正確把握歷史方向，以“國之大者”的情懷與自強誠毅的文化性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嘔心瀝血、奉獻一切。陳嘉庚是一個與近代中華民族命運和抉擇緊緊相連的偉大生命，陳嘉庚精神是一份在新時代依然閃爍著民族光輝的精神財富。

嘔心民族復興奮發立國強國

陳嘉庚精神的價值核心是個人夢想、家國情懷與民族偉大復興理想融為一體的愛國主義精神，嘔心民族復興，勇擔立國強國使命，是陳嘉庚生命最閃亮的光輝。

陳嘉庚跨越了四個時代的歷史風云：晚清、北洋與民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建立與建設，這正是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中覺醒、從欺辱中站立起來的歷史歲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浪潮風起云涌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夢想。”陳嘉庚是為“最偉大夢想”而奮斗的華僑旗幟，他以“久客南洋，希圖報效”的赤子衷腸，“深懷愛國之情，堅守報國之志”，為民族偉大復興嘔心瀝血，為立國強國夢想奮斗不已。

陳嘉庚出生于廈門的小漁村集美，廈門歷史上是鄭氏集團（鄭芝龍、鄭成功父子）開拓出來的中國南方海洋帝國的重要領地。然而，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后，廈門便成為被英國殖民者用堅船利炮打開的中國五個窗口之一。陳嘉庚出生那一年（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事件進行外交訛詐，逼迫清政府簽訂《中日北京條約》，賠白銀50萬兩；10歲時（1884年），法國的戰艦突襲福州馬尾，晚清政府辛苦建造起來的福建水師被打得七零八落；21歲時，甲午戰爭慘敗，臺灣被迫割給日本。外來列強的侵略與掠奪，對于成長在曾經是民族英雄鄭成功軍事與商貿故壘的少年陳嘉庚，無疑是心靈上的痛。后來，陳嘉庚特別寫下一份《百年來我國領土及主權之喪失》的記錄，這也是華夏兒女一份痛苦的警醒的歷史記憶。 16周歲那年，陳嘉庚帶著這份記憶，懷著“希望發展我祖國”“一息尚存，此志不滅”的夢想，下南洋到新加坡，憑著自強不息、誠毅拼搏的精神與智慧，在異邦的土地上創立中國人的工商王國。他因為“念此咱吾國未萌之工業”“不得不身任難境”，大膽勇敢地闖蕩橡膠產業，將創辦橡膠制造業作為“一種理想之倡導”，這個理想就是“可以為祖國未來工業之引導”這種祖國工業與個人商業理想的匯合，蘊含的是對祖國孱弱工業的焦慮與振興中國工業的赤誠。

集美學村陳嘉庚故居

陳嘉庚嘔心民族復興、擔當立國強國使命的突出表現，是他懷抱“教育為立國之本”的信念而又為此信念傾資興學的踐行。在那個中國積貧積弱、華夏山河破碎的近代，拯救民族危亡、復興中華民族的斗爭與呼聲此起彼伏，各種救亡圖存、振興民族的方案相繼涌現。陳嘉庚在比較了中國與歐美先進國家及鄰國日本的教育情況后，發出文盲占“占百分之九十余”的中國豈能不遭“天演淘汰”的追問，他說：“誠以救國之既乏術，亦只有興學之一方，縱未能立見成效，然保我國粹，揚我精神，以我四萬萬民族，抑或有崇光之一日。”1912年，他在故鄉創辦集美兩等小學，由此開啟在祖國傾資興學的千秋大業。他先后在故鄉創辦了集美女子小學、集美中學與集美師范學校。1920年，為“開拓海洋，挽回海權”，又創立集美水產航海學校，在故鄉逐漸創立起包括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較為完備的現代教育體系。1919年，在改革新加坡華人的道南學堂和成立新加坡第一所華文中學南洋華僑中學后，他踏著五四愛國運動的浪潮，再度回到故鄉籌備與創辦廈門大學。他說：今日之中國，“專制之積弊未除，共和之建設未備，國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實業未興，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專門學識，不足以躐等而達。”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傷我之生；能斷我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居人之下之理。”以教育堅守國脈，用精衛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精神踐行民族“不居人下”的復興行動，這份海外赤子的愛國初心，足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史冊上熠熠生輝。然而，建設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艱難困苦并非常人所能想象。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陳嘉庚公司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當有財團以“放棄兩校校費”作為條件要為陳嘉庚公司挽救局面時，陳嘉庚斬釘截鐵回答，“企業可以收盤，學校決不能停辦”；當陳嘉庚的資本實力喪失殆盡，他毅然賣掉為兒子購置的三棟別墅樓房，做出了“出賣大廈維持廈大”的驚世之舉。

而當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陳嘉庚更表現出為中華民族擔當使命的民族脊梁骨精神。山東慘案發生，他組織成立山東籌賑會，痛斥日本“侵略我主權，殘殺我同胞”的“險惡蠻橫”；“九一八”事變發生，他召開聲討日本僑民大會，通電日內瓦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他與李清泉、莊西言等僑領發起組織南洋華僑籌賑祖國總會，發出“國家大患一日不能除，則國民之大責一日不能卸；前方炮火一日不能止，則后方芻粟一日不能停”的宣言，領導南洋八百萬華僑擔當國民使命，“踴躍慷慨，貢獻于國家”；關鍵時刻，派出三千多名華僑機工，浴血奮戰在滇緬公路，保住了中國抗戰的運輸生命線。從抗戰全面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發生，南僑總會四年中共募集抗日義捐5億國幣，認捐救國公債2億5千萬，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1000多輛，由南洋流入中國的巨款達50億國幣，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與南洋上千萬華僑，成為中國抗戰最堅強的后援，華僑旗幟在民族獨立解放的烽火中高高飄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呈現在世界面前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今天，中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正以不可阻擋的步伐邁向偉大復興。”今天，中華民族正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跨過一些國家要用幾百年時間才走完的歷史進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實現偉大復興這個民族的最高利益與根本利益。曙光已在前頭，但道路是曲折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前行的道路上將會遭遇與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偉大的斗爭需要偉大的情懷，在歷史與現實風云際會中，更需要繼承和弘揚嘉庚精神，與海內外中華兒女攜手共進、共圓中國夢，正像習近平總書記給廈門市集美校友總會回信中所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陳嘉庚先生等前輩先人的畢生追求，希望廣大華僑華人弘揚嘉庚精神，深懷愛國之情，堅守報國之志，同祖國人民一道不懈奮斗，共圓民族復興之夢。”

把握歷史方向心系“國之大者”

在畢生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陳嘉庚以他的歷史與政治的抉擇告訴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把握歷史的正確航向，要心系“國之大者”，從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與人民幸福的根本利益出發，胸懷大格局，勇于大擔當，才有大作為。

對于陳嘉庚，人們往往會有一個追問：他出生于閩南小漁村的普通家庭，他的思想、人生未曾受過什么大人物什么大師的特殊引導，但這位被人稱為“中外在野一人”者，為什么在每一個歷史關節點都能以高遠的膽識作出正確的歷史抉擇，把握歷史的正確方向？這樣的追問立即讓人想到陳嘉庚在民族危難中說出的那句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說這句話的時候陳嘉庚已經六十七歲了，這是他在民族復興道路上苦苦追求與探索了大半生后作出的政治判斷與歷史抉擇，它意味著陳嘉庚找到了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力量。從托夢于當時執政的南京政府，到相信紅色的陜甘寧邊區，從擁戴蔣介石到寄望毛澤東，陳嘉庚經歷過一個艱辛漫長的尋找與抉擇歷程。

廈門大學全景

在帶領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訪問前，陳嘉庚擁護執政的南京政府與蔣介石。他把“擁護南京政府”確定為《南洋商報》的辦報宗旨；他曾經親自擔任“馬來亞購機壽蔣委員會”主席；1936年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發動兩廣事變，揮師北上反蔣，陳嘉庚在南洋發動“擁護中央政府”的行動；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他以福建會館主席的身份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解救“委員長被禁”和“祖國安危”問題，讓怡和軒向新加坡各團體發函譴責“張學良率軍叛變”，召開僑民大會形成“致電擁護中央政府，反對任何異動野心”等五點決案，通過致各省當局的“救國援蔣”電文。當然，陳嘉庚的以上行動主要是出自于“國難日亟”不能“再釀分裂”的焦慮，但也體現出當時陳嘉庚的政治態度與傾向。

然而，這個比較自信的歷史選擇與政治意志，卻在他1940年的回國慰勞考察中轟然倒塌了。1940年4月到7月，陳嘉庚率領南洋回國慰勞團回國慰勞抗戰將士，考察重慶、四川、山西、云南等地，也沖破重重阻力，在紅星高照的延安走訪前后9天時間。正是這次的親歷重慶與延安，陳嘉庚發現一度他所仰慕與不遺余力支持的蔣介石及其政府，已經難于擔當起拯救國難、振興民族的重任，而延安正在生長著一個新的世界、一種新的精神，站立著一位處處從民族、從民眾考慮的宏才大略人物，陳嘉庚意識到自己找到了他一直以來苦苦尋找的中國希望。

為什么長期建立起來的政治意志在重慶與延安之行中瞬間崩塌？為什么延安能讓這位經歷過諸多國內外政治風云的華僑領袖看到新的希望？因為陳嘉庚心系“國之大者”，他的一切選擇和一切政治判斷，考慮的是民族復興這個最高利益與人民幸福這個根本利益。他是實業家，注重實際，實事求是，他相信耳聞目睹的事實。在重慶期間，他看到的是陪都重慶與浴血抗戰相背離的“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景象。他下榻的嘉陵招待所山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吳鐵城和組織部部長朱家驊正在大興土木，建造官邸；富麗堂皇的嘉陵賓館，作為國民政府消費宴請的場所，其主人與經營者竟然是國民黨行政院長孔祥熙；戰火硝煙的年代，陪都存在種種舞弊，行政長官私設營業，政府各辦事機關冗雜，月薪以萬計算，卻不知干了何事；酒樓菜館林立，交際應酬征逐，烽火中夜夜笙歌、觥籌交錯。但延安卻是另一番景象。從5月31日抵達寶塔山下到6月8日離開延安，陳嘉庚與毛澤東進行四次會面，毛澤東留給陳嘉庚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從容不迫、充滿智慧、雄才大略，毛澤東對抗戰形勢的精辟分析、對戰爭問題的透徹論述、對中國未來的構想與期待，都讓陳嘉庚倍感欽佩，陳嘉庚慶幸中華民族出現了一位帶領民眾實現民族復興的領袖；在與朱德總司令與八路軍官兵的接觸中，他看到了跟等級森嚴的國民黨官場天壤之別的延安平等；他考察延安街道、市場、延安女子大學、延安第四軍校，訪問了陜甘寧邊區的財政部長、公安局長和最高法院院長，與在延安的南洋僑生、廈門大學、集美學校校友深夜交流，由此他看到延安“人民自己營業，政府無干涉”的商貿自由、市場繁榮，了解到縣長由公眾公舉、官吏貪污50元革職、500元槍斃的政治昌明，知道了延安公務員每天工作7小時、加上2小時學習、薪金每月5元的艱苦奮斗，對于毛澤東主席與朱德總司令的每月津貼也是5元的待遇大為感慨。他后來在《南僑回憶錄》這樣寫道：“余在延安視察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立國福民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在延安，在中華民族祖先誕生的黃土地上，陳嘉庚看到了在民族危難中真正的“英勇奉獻”者，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真正力量，這是陳嘉庚生命的一次最重大的抉擇，是陳嘉庚與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決裂而轉向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的政治蛻變。

所以，當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時，他義無反顧地舉起正義之旗、擂響光明之鼓，發表《獨裁政治沒有出路，民主運動前途光明》《獨裁政府必定倒臺》《論天道運行》的正義文章，通電美國總統杜魯門、美國參議參眾兩院、南京馬歇爾特使、司徒雷登大使譴責美國“助長中國分裂”，發動聲勢浩大的集會聲援國內“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創刊《南僑日報》，宣告“中華民族大革命勝利”之年已經到來。1949年6月，他接受了毛澤東主席的邀請，從新加坡回到祖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共商國是，他稱人民政協籌備會議的召開，“是我們世代子孫幸福的一件大事”，他說新中國的成立讓海外華僑“有了一個偉大的慈母，這就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他毫不猶豫選擇回歸祖國，讓生命最后的歲月奮斗在新中國的偉大建設中。

陳嘉庚的選擇，是他對歷史方向的正確把握，是他穿越過漫長的歷史風云作出的政治抉擇，這也是他心系“國之大者”仰望星空的結果。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陳嘉庚的心中有一桿度量歷史與政治的秤，這就是他生命中一以貫之的“民族復興”與“立國福民”，當他在延安的新世界新人物中看到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時，他便選擇了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同向同行。今天，陳嘉庚一生追求的“中華崇光之日”已經來到，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進入偉大的新時代，“日益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央”。但偉大時代卻遭遇上加速演進、深刻變化的國際環境，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愈發明顯。在如此偉大復雜的新時代，我們特別需要弘揚嘉庚精神，懷揣著民族復興的最高利益和為民謀福的根本利益，準確認知和把握歷史發展的大局、大勢和大事，以心系“國之大者”大格局、大思維，敢于大擔當，勇于大作為，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主旋律，來回答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這也是嘉庚精神留給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啟示。

弘揚自強誠毅精神奮進新的偉大征程

回首一百多年來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道路，中國人民和許許多多仁人志士歷盡千難萬險、前仆后繼、不畏犧牲、奮斗不已，他們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弘揚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格，淬煉出彪炳千秋的不朽精神，這些精神成為偉大復興事業繼往開來的寶貴的精神力量。陳嘉庚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面華僑旗幟，他在這條道路上突出表現出來的自強不息、敢于斗爭、誠毅頑強、堅韌拼搏的精神品格，同樣是我們新時代必須繼承與弘揚的精神財富。

集美大學夜色

“自強不息”是陳嘉庚在舉行廈門大學開學式那一天提出來的，它成為廈門大學校訓，廈大成立時唱響的《廈門大學校歌》也是以“自強”為整首歌曲的號角。這句出自于《易經·乾卦》的成語，以“天行健”一樣的雄健豪邁表達了近代中華民族發出復興吶喊時的浩然之氣，成為撬動一個時代主潮的精神話語。陳嘉庚更是將“自強不息”化作生命中的一種精神力量。無論是創業時的奮斗，還是傾資興學的創舉，或者是在民族危難中的擔當，陳嘉庚經常會以“借自力之更生，謀自強之不息”、結合閩南人打拼精神去打破前進中的困局、創造事業與人生的奇跡。他說：“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則最后勝利之日，即民族復興富強之時。”廈大籌辦時，教育界一言九鼎的蔡元培勸告陳嘉庚廈大“不宜速辦”，陳嘉庚則以“國勢岌岌可危之際”廈門大學“豈能久待”予以回駁；廈大創辦時，原本華僑富商會緊隨他捐資興學的預想破滅后，陳嘉庚改倡辦為創辦，奮發自強撐起廈門大學這座黌宮，并且向世人宣告：“愿為廈大奮斗到死！”。如此看準一個事業便不計任何得失、自強不息地奮斗拼搏，實際上體現了中華民族敢于壓倒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的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民族氣概。

“誠毅”是陳嘉庚為集美學校確立的校訓。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如神”，是中國人做人的準則；毅者，“堅忍不拔也，志決而不可奪者謂之毅”，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忠誠誠信、堅韌頑強品格的寫照。陳嘉庚以此為集美學校校訓，召喚全體師生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美德與品格，以誠立身，毅以處事，為“上以謀國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禎”而百折不撓奮斗不止。這一精神也是陳嘉庚一生堅持的精神品性，是陳嘉庚創業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撐。陳嘉庚30歲那年，父親一生打下的商業江山一夜間化為烏有，債臺高筑。按照英帝國的法律，陳家只要就此結束原有的順安米店產業，作為兒子的陳嘉庚則無須償還父親欠下的債務，他可以另辟途徑、另起爐灶。但陷入困境中的陳嘉庚卻堅持中國人的講誠信、重承諾，他不走法定的“無須償還”之路，而決意在父親倒下的地方重新站立起來。這個舉動伴隨著陳嘉庚創業的起步，令新加坡社會感到震驚。正是這個體現出誠信堅韌的舉動，讓陳嘉庚開始在華人社會中樹立起威望，也帶來了陳嘉庚創業起步的成功。從困境中重開順安米店到創建南洋橡膠王國，陳嘉庚一直堅守著誠毅進取的人格。如果說自強不息更多地聯系著自強自立、敢于斗爭的精神指向，那么誠毅則更多地聯系著忠誠信達、堅韌頑強的精神品格，前者體現的是精衛填海般的執著勇敢，后者體現的是愚公移山般的堅韌頑強，兩者都是新時代新征程中必須發揚光大的精神力量。

今天的中國，不再是陳嘉庚所生活的那個內憂外患時代，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臺運轉的主要引擎，“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行進在“兩個一百年”交替、“兩個大變局”交織關口，中華民族要以不可阻擋的步伐，走完一些國家要用幾百年時間才走完的現代化強國進程，目標極為遠大，任務極為繁重，但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也極為錯綜復雜，不僅要直面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斗爭，也要努力為世界發展提供新的機遇，作出新的貢獻。一些領域“卡脖子”問題必須擺脫，從追趕潮流到引領潮流的科技創新還須有所突破，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構建國家競爭新優勢，需要更宏大更具活力的創新創造力。知重負重，任重而道遠，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從陳嘉庚等民族復興前輩的奮斗歷程和優良傳統中汲取精神力量，弘揚自強不息、敢于斗爭、誠毅頑強、堅忍不拔的精神，以拼搏去攻堅，以奮斗謀發展，以大智慧、大擔當去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確保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航船駛向民族復興的光輝彼岸。

陳嘉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上的一面華僑旗幟，他的民族光輝永遠閃爍在萬里星空，永不熄滅。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實現的新時代，學習與弘揚陳嘉庚的光輝歷程及其精神，將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形成民族復興的磅礴偉力，共圓海內外中華兒女的世代夢想。